浙江农林大学 付八军

根据社会生产活动的历史发展顺序，人们通常将产业结构划为三次产业，农业属于第一产业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农业是最古老、最传统的产业。可以说，每个人的祖先都是农民，每个人的故乡都在农村，每个人的祖业都是农业，每个人都与“三农”有着牵扯不断的关系。“三农”问题的发展，终极走向“三化”，即农民知识化、农村城镇化、农业工业化。中国的发展史是一部农民的发展史，从世界范围来看，同样如此。在西方发达国家，农业人口只占到总人口的3%左右，生产的农产品不仅能够满足国内市场，还能远销国外，正是因为其实现了“三农”“化”。

在我国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约占总人口的一半。可以说，中国的崛起，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看“三农”问题有没有解决好，“三化”问题有没有实现好。从现阶段来看，我国的“三农”问题，仍处在多元探索、艰难跋涉的“三化”进程之中。在众多的农村改革模式中，华西模式无疑是最具典型性、最值得研究的发展模式之一。

无论评价一个人，还是一件事，都应该把握三点：第一是客观评价；第二是全面评价；第三是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。但是，从不少网友对华西模式及其创造者吴仁宝先生的评价来看，他们或许做到了客观评价，没有做到全面评价，更没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。例如，有人说“华西村压根儿就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合怪胎”。应该说，这种评价不够全面，也没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。2012年6月2日，在华西村转了一圈之后，再结合相关资料，我对华西有以下几点认识：

一、华西模式是中国改革与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

首先，其共同致富的丰功伟绩不容否定。评价一个人或者一件事，必须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。学会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，就要学会采用比较的视角看问题，既要纵向比较，更要横向比较。从纵向的角度来看，华西村由一个贫穷落后、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小村落，一跃成为经济发达、名噪全球的“天下第一村”，这种变化与进步充分说明吴仁宝先生及其华西模式是成功的，成绩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，不足及有待完善的地方是矛盾的次要方面。从横向的角度来看，当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背井离乡、远赴他乡、日夜劳作，一年下来也只能赚上人均3万元左右的时候，华西村民却能在自己的家乡、获得人均每年数十万的收入、享受免费的医疗与教育，在这样的成绩面前，我们的批评都是希望华西模式运作得更好。有人会说，华西村地处无锡市江阴市华士镇，地理位置好，与其他地方的村落不具有可比性。但是，为何华西村的周边一些村落，纷纷加入华西村呢？在江苏无锡的其他村落，有没有这么成功的模式与业绩呢？在吴仁宝先生的报告中，提到了2011年华西村民人均交税58万元，中国有多少这样的交税村落？因此，我们首先要肯定吴仁宝先生及其华西模式，我们的任何批评与建议，都是也只能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。这既是做人的底线，也是谋事的底线。

其次，其逆潮而行的华西模式具有研究价值。在我看来，吴仁宝先生创造的华西模式，其功绩不只是创造了物质财富，还创造了制度财富，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与研究。这种模式，远远不只是针对农村的改革，仅仅当作新农村建设的范例，而会让我们由此联想到整个中国的改革，甚至在追索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政治体制改革。

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，有不少重大运动与变革是由农民发起的。例如，历史上多次的改朝换代，是由农民揭竿起义而造成的；新中国的成立，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；新中国的建设，从某个角度来说，同样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。1978年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，冒着坐牢的危险，立下生死状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签订全国第一份包干到户合同。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：“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，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，联产到劳，包产到户、到组，包干到户、到组，等等，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。不论采取什么形式，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，就不要变动。”此后，以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等为主的责任制迅速在中国得以推广。到1987年，全国有98%以上的农户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。可以说，小岗村的改革，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，也开启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。

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潮中，华西村并没有分田到户，他们在坚持与完善人民公社制度的基础上，兴办了多种产业，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，吴仁宝先生带领华西村，率先闯出了一条改革创新、共同富裕的道路。时至今日，如前所述，这条道路被证明是成功的。但是，在人民公社推行困难的条件下，华西村坚持原有模式为何成功？在国有企业普遍疲软的背景下，华西模式为何能够欣欣向荣？在那些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落后的现状下，坚持集体经济的华西村落为何能够蓬勃发展？在历史上，有着圣西门、傅立叶、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的改革，但最终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，为何华西模式却能坚持40多年而依然熠熠生辉？人类社会上进行的各种改革与尝试，我们不能仅当作历史文化现象来观赏，更要作为案例来研读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踏着前人的足迹不断进步。应该说，华西模式留给世界的最大财富，或许不只是小小华西村落的崛起，而是其模式所蕴含的思想与理念。

华西模式成功的秘密武器在哪里呢？这正是我们探寻的目标所在。不少人认为，华西村与河南省的南街村、天津的大丘庄一样，都是文革时期山西大寨村的翻版，由一位强人带领大家共同致富，只是由于华西地处苏南经济富裕地带，且处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之下，从而使这种集体经济具备了较好的天时地利，能够走向成功。确实，华西模式的成功，正是强人政治的内因与天时地利的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1964年，国家提出了“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”的口号。吴仁宝先生正是通过“农业学大寨”，积累了资本，创办了工厂。改革开放后，华西村仍然坚持集体化道路，凭借原有的经济基础，抓住改革开放的契机，迅速抢占了市场先机。实现经济发展后，华西村利用集体经济的优势，不断扩大再生产，成就了现在富裕的华西村。

不过，在内因与外因的比较来看，内因还是最为关键的。可以说，华西模式的成功，天时地利固然重要，但最根本的因素在于有一位英明而又果敢的领导，他有理想、有魄力、有远见，具有真正的大智慧与大境界，有能力把大家凝聚起来，能够将人性的弱点降到最小，通过集体的力量发展经济，最后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。尤其在集权制模式的背景下，有没有一位好领导最为重要。有了这样的领导，可以利用既定的天时与地利做出尽可能大的业绩，甚至可以创造出天时与地利。当然，这样的领导，非常难寻。正因为如此，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模式往往都难以实现，实现了也往往难以长久。这就像过去的封建王朝，有一位英明的君主，往往能够国泰民安，一旦君主昏庸，则社会混乱，民不聊生，正所谓“君主清则国清，君主昏则国昏”。突破长治久安的瓶颈，还在于有一套好的管理体制，包括选贤与能的机制，这就是民主制。但是，华西模式的成功，值得我们好好研究，将其积极的因素与真正的民主制融合，或许能够找到最有效的管理制度。

再次，其别具一格的建筑与制度富有文化意蕴。知识是相通的，能力是流动的，这是我一贯坚持的观点。例如，一位能够创造巨大经济财富的人士，如果他有心致力于科学研究的话，同样也会成为知名的真正学者。反之亦然。吴仁宝先生能够在华西村走出一条共同致富的道路，也就同样能够在华西村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华西文化，这包括表层的物质文化，也包括中层的制度文化，最后都上升为深层的精神文化。无论哪个层面的文化，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。以物质文化为例，华西村许多建筑都具有积极因素，值得肯定。例如，据资料介绍，农民公园内有“鹊桥相会、三顾茅庐、桃园结义、刘备点将、十二生肖”等塑像景点。鹊桥周围有五条牛，池中浮鳄鱼，以示居安思危。砖窑洞，是华西村过去的烧窑制砖处，窑中置圆形会议室。壁画有“毛主席住窑洞”、“薛平贵回窑”等，现在成为村干部的会议室，以示富了不忘过去。公园围绕“龙啸池”，建有“花甲亭、古稀亭、喜耋亭、庆耄亭、期颐亭”。华西人年届八十寿，即在“喜耋亭”设宴庆祝。到“期颐亭”便戛然而止，必须从原路返回，寓意“返老回童”。这些景点，既有教育意义，也富文化意蕴，不愧为华西村民对我国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。又如，从制度文化来说，该村设有敬老奖。一家只要有了80、90、100岁的老人，就会有奖。有100岁的老人，获奖甚多，他的直系亲属每人都有1万元的奖金。据说，该村有一位99岁的老人，一家人24小时轮流看护，最后活到100岁，这户人家有37口人，最后获得了37万元的奖金。该制度，很好地发扬了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，有力地促进了该村的稳定与和谐。

二、华西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有许多有待改革与完善的地方

当你批评一位成功人士时，你应该想想，你能否像他那样做出如此成绩。这时，你的批评就会在一个肯定对方成绩的前提下进行，就会达到更好的效果。我们对华西模式的评价，同样应该这样做。在我看来，华西村下一步的改革与发展，如果注意以下问题，可能会走得更好、更远。

其一，个性与自由度问题。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，是为了人们能够获得尽可能大的自由，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潜能与秉赋。这种自由，既包括物质上的自由、行动上的自由，还包括思想上的自由。诚然，自由是相对的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。但是，自由是可以比较的，自由度是可以测量的。就华西村来看，充分地发挥了集体主义的功能，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居民的相对自由与个性发展。例如，在物质上，华西村民虽然收入甚多，但可由个人支配的很少，甚至一辈子都无法取出来，也不能传给下一代。华西村在处理积累与分配的问题上坚持这样一个原则：少分配、多积累、少拿现金，多入股。按常理，企业的股东享有参与决策、享受分红、交易股权的权利，但是，华西村的普通村民没有这三项权利。又如，在行动上，华西村民的自由度相对较小。根据《村规民约》，一旦村民离开华西，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，包括房子、奖金与分红之类的福利都将收回。村民的节假日甚少，不少村民一年到头，只有几天的假期。据说，村民出村，还需要村里批准。一个人倘若在物质上与行动上都没有自由，何谈精神自由。事实上，经济发展了，一个人的自由度应该更大了。他可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以及物质条件来发展自己，利用业余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提升精神境界，享受幸福人生。对于一个部门、社区甚至国家来说，凝聚人心的最佳途径应该是内在的吸引力，而不是外在的约束力。只有让人们安于此、乐于此，才能实现长久的繁荣与强盛，才是真正的发展与幸福。

其二，核心竞争力问题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粗放型经济能够占领市场，获取巨额利润。但是，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知识经济时代，任何一个企业、一个区域尤其是一个国家的发展，必须将核心竞争力转移到科学技术上来，转移到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。对于华西村的发展来说，同样如此。近日在华西村的一日游，我看到了该村的高科技农业生态园。但是，该村目前似乎不是以农产品作为支柱产业，那么，这个生态园仅仅具有旅游观光的意义与价值？作为一名游客，我无法了解华西村今天的支柱产业是什么，生产手段与方式如何。但是，我感觉到，旅游观光倒成为华西收入的重要来源。应该说，这不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，也不应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。华西给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，不是那几个宣传图片、宣传节目与宣传景点，而是其创新精神、致富谋略及其带给我们的反思与启示。可以说，这些东西，通过书本文字就可以学习，不一定要让人们周折一番，亲临现场。就我来说，参观华西村之后，并没有让我对华西村的管理模式、支柱产业以及文化生活了解多少，倒是感觉华西村的宣传介绍铺开盖地。我在想，要真正发掘华西模式的价值，需要更多的研究人员去做深层次的研究，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观光游览。当然，对于华西村来说，这种宣传也许是一种策略，一种获取经济收益的策略，一种传播其管理理念的策略，一种扩大华西声誉的策略。

其三，炫富工程问题。置身华西，我感觉我被某些东西包围着。这种东西，就是那种强有力的宣传媒介与炫富工程，既让我振奋，也让我深思。例如，华西村有克隆的万里长城和天安门城楼，甚至包括美国的国会大厦。对此，华西村的解释是，让当地人在家门边感受到华夏河山的美丽。又如，2011年，由华西村民每户出资1000万元，筹资30亿元人民币建了高达328米的“黄金酒店”，即龙希国际大酒店。对此，吴仁宝先生的解释是，这是“农村城市化”的体现，“让城里人到农村来花钱”，之所以建成328米，是因为北京最高的楼是328米，华西村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[1]再如，一台宣传性的节目，办得与国家级别一样，其中的杂技表演，已相当高超，用吴先生的话来说，杂技体现华西的拼搏、真功夫。不管如何解释，这些景点给人的感觉就是炫富与宣传。或许华西村就是想通过制造新闻，赚取媒体关注，提高知道度，扩大旅游卖点，就像购买飞机推出“空中看华西”活动一样；或许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品牌效应，增加其他产品的竞争力；或许还有其他意义与价值。但是，就一个着眼于为民办实事、为国作贡献的人来说，他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是炒作，而是踏实做好自己的工作，让服务对象获得更大的发展。如果想通过这种途径，获取更大的社会资本，谋取更大的社会平台，为国作出更大的社会贡献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在离开华西之际，那首歌再次在我耳边响起，让我跟着自己的思绪不自觉地唱了起来，“华西的天，是共产党的天；华西的地，是社会主义的地。”

其四，民主管理体制问题。不了解人性，不配当领导干部，也成不了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。一个强人为一群人创造了巨大财富，他会不由自主地要支配这些财产，甚至包括这些人，这是一种本能的驱使。何况，对权利的诉求就是人的本能。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，只是传说。因此，对于华西村当前的管理模式，我深表理解。但是，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华西村要实行可持续发展是很困难的。作为一个最基础的行政单位，也是一个最严密的营利组织，行政权力与经营权力高度合一，并且具有世袭性，这种模式是高风险的管理模式。这也许是华西村各种矛盾的聚焦点，是华西村在新时期的发展瓶颈所在。有人说，华西村的发展，依靠特权关系与政治投机，例如，最初利用价格双轨制，倒卖钢材；有本事在人民大会堂里卖西服，而且只卖给副部长以上的干部，卖不掉，全村外来打工的人每人必须买一套；可以不通过烟草专卖局来出售自己的香烟；最高管理者随时可以自由支配几十亿的资金，不用承担任何风险；等等。这些，都触及到华西模式的实质，同时告诉我们，如果一旦缺少一个强人，所有的特权都将不复存在，所有的权威都将烟销风云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。

其五，地方居民素质问题。参观华西村，游客获得的印象，除了景点的宣传效应外，主要便是环境的美化与工作人员的素质。从环境状况来说，华西村还可以做得更好。例如，洗手间的卫生状况、某些地方的沟壑修缮、生态园里的水质（或许这里的水本身就是这种黑色）等。当然，作为一个乡村，能够拥有这样的环境，相当不错，我们的批评，就是希望华西村做得更好。从居民素质来说，我们没有接触华西村民，无法了解。但是，就我们接触的几位工作人员来说，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好。例如，游客问路时，可以更有点耐心；在帮游客指路时，语速可以放缓一点；许多工作人员的话，外地人肯定听不懂；能够把自己的高兴拿出来分享；等等。当然，这些工作人员，非常诚朴，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。事实上，如果华西村在这些细节上都做到了，那么，华西村民的素质高出整体的国民素质几十年了。

三、现代管理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

华西村富裕了，但仍有许多人不满意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什么样的富裕才能让人们满意呢？也就是说，无论一个组织，还是一个国家，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才是最为理想的呢？这是我在学习与参观华西村之后的第一个重大思考，也是华西模式带给我的最大设问。

吴仁宝有一本口述作品集，称之为《吴仁宝箴言》。该书关于“幸福”的说法，对我思考这个设问有很大帮助。吴先生说，“什么叫社会主义？一句话，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。100人里面有98个人幸福，就是社会主义。剩下的那两个人是自己不要幸福，没办法。”“什么叫共产主义？全人类幸福就是共产主义。”“华西幸福的三条土标准是：生活富裕，精神愉快，身体健康。这三条一条也不能缺。”“口袋富了不算富，脑袋富了才是富。”事实上，华西幸福的三条土标准，所包含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，其中所需要支撑的内容实在太多了。可以说，这三条标准，更多地属于方向与追求。如果真正能够与时俱进地做到这三条标准，或者说在不断朝这三标准上迈进，那么，实现这三条标准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。

对于现代管理体制的具体内涵到底有哪些，这是一个大课题，在此三言两语无法道明白。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幸福与否就是衡量体制优劣的根本尺度。就吴先生个人来说，他肯定是非常幸福的。在华西村礼堂，他给游客作了一个报告，作为一位85岁的老人，声音哄亮、精神矍铄、思路清晰、字字珠玑、极富感染力与启发性。可见，在物质富裕与身心健康的基础上，他在华西村实现了个人潜能的最大展现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与个性的解放，成为一位幸福的老人。说句实在话，除了普通话不标准外，他的那番话句句给人鼓舞，字字让人深思。例如，他提到，在他60岁的时候，他提出要干到80岁，认为以前的有效工作太少了，后来又提出要干到85岁。此时，已经85岁了，其语气的雄浑、思维的敏捷与表达的逻辑，却仍像年青人那样，实属不易。

总之，在我看来，参观华西村的意义，在于教育与学习，而不是旅游观光。这种教育与学习的着眼点，还在于总结经验、鼓励创新。评价吴仁宝先生及其华西模式，其历史贡献是矛盾的主要方面。对此，阎维文在《好书记》这首歌中唱得好，“连总书记都说谢谢你，你为国家立下功绩。”从吴仁宝先生及其华西模式对我们的教育与学习价值而言，其正面的功绩与负面的不足同样重要，两者结合在一起，才能让我们思考最好的新农村建设模式，思考最佳的现代管理体制，思考全球人类追求的目标与方向。

最后，向华西村民致敬，向吴仁宝先生致敬，向华西模式致敬，向华西村致敬！